我去伦敦当学渣

    “小净，是我。”

    冷冷清清，像绵密的冰砂渗入我的耳道。

    多少年了？五年，还是六年，我再次听到凌歌的声音。我静静听着，跨越大陆与海洋的电磁波把他的呼吸声送到我耳边。

    “小净。”他的呼唤像叹息。

    “你在听吗？小净？”

    凌歌似乎想要挂断了，我立刻模糊地嗯一声。

    “前段时间做保密工作，手机用特制的SIM卡，没能及时接收你的短信，现在……”

    我打断他：“KLM－T项目你收到了吗？目前情况怎么样？”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凌歌慢慢说道：“小净，很多东西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突然就失掉了所有心劲儿，再也不想问下去了。我眼前是紧闭的深色窗帘，昏昏沉沉，房间里毫无白天黑夜之分；而凌歌站在阳光灿烂的北中国，头顶有飞机轰鸣而过，在无垠蓝天上划出清晰白线。那样的浩气长存，我怎么配得上，我有什么资格痴心妄想。

    我飞快的说：“就这样吧，凌歌，我忙，先挂了。”

    掐断电话，我直接关机，像扔烫手山芋一样抛开它，把脸埋进膝盖里深深呼吸。

    泪水争先恐后地涌出眼眶，瞬间湿透膝头布料。呵，我的眼泪居然还没有流干。

    “过去知意跟你一样痴心。”

    陈钟岳站在门口看着我，我惊讶他突然出现，更惊讶于他会提起mama。陈知意，是我mama的名字。

    “知意是女子，她为男人痴心，人们赞她是劳蕾塔（歌剧中女主角，勇敢追求爱情）；你痴心，只会让人觉得你贱。”

    我仰头冲他微笑：“舅父，我已经贱到不能更贱了。”

    陈钟岳猛然拽起我的衣领，沉声道：“记住，你就算犯贱也要挺起胸膛站直了，把那些自以为高尚的人踩在脚底。”

    他终于准许我离开馥罗兰岛，我迟钝的心尚未体会到大赦的喜，陈钟岳又告诉我未来一段时日，我要先去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一个寒假课程。

    我更希望回国，千春或许已经寿尽，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她在人世间的未了事都曾托付与我，我弄丢了一个俏俏，不能再辜负阿源，至少在长期出国读书前，我要把这个孩子安顿好。

    但陈钟岳不准，国内局势正乱，他跟赵钺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这个蠢货回去只能添乱。两天之后，我被佣兵押上飞机，其实陈钟岳不必摆出这种阵势威慑我，天下虽大，我却早已无处可逃。

    临行前他跟我提起聂甹悠，神色难辨地说了一句：他是香港人，但祖籍在北京。我瞬间明白陈钟岳言不止于此。北京是地图上的北京城，也是华表，紫光阁，中南海，最正统的红。

    LSE的课程只有三周，课程内容对我来说晦涩陌生，但同一期的同学们却学得如鱼得水，听说这与商科大四本科生一个学期的内容差不多。

    教学分lecture和css，lecture的教室比较大，教授讲课时语速飞快，信息点密集，我坐在一群年轻活泼的大学生中，像一截死水冻成的冰棍，他们踊跃发言，跟教授你来我往愉快互动，而我坐在角落里，想着加缪的：“今天，mama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收到养老院寄来的电报……”

    呵呵，我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

    沉溺在灰暗的心境里，我丧丧地游荡在考文垂花园，自我厌弃，自我沉郁。大草坪上有环佩叮当，丝绦飘拂，是一群着汉服的漂亮姑娘，她们手持香罗小扇，在花间且行且歌吟唱戏曲。

    我倚靠在树边痴痴望了一会儿，有位姑娘明眸善睐，笑嘻嘻睨着我，娇声唱道：“不到园林——”

    神使鬼差的，我接上去：“怎知春色如许。”此声一出，所有人都愣了，我更是羞赧不已，因为我不是念白，而是装模作样、一字三叹唱出来的，尤其是最后一个“许”字，声调简直拐了九曲十八弯。

    “你学过？”姑娘问我。

    我连忙摆手：“没有没有，以前听过一耳朵，班门弄斧了，对不住。”

    我也不知究竟是何时听见的，可能是儿时去疗养院看mama，我坐在窗前，远处映着阿尔卑斯糖纸上的雪山，屋内的留声机里晃晃悠悠飘出一段昆曲，入了耳，没想到也入了心。

    姑娘们围住了我，夸我小嗓不错，又说乾旦难得，兴冲冲地要教我唱戏。我最架不住的就是女孩子的热情，只得从了她们。

    真是大英帝国里一处倒错的景致，她们都是中国留学生，热爱国粹，自发建立戏曲社团，我有幸做了其中第一个男成员，不过也只是暂时的。我不会哄女孩子，只好笨拙地顺从她们，让她们闹个够，直到把对我的新鲜劲儿消磨完。

    白天我继续水深火热的学业，晚上泡在图书馆，东施效颦地像同学们那样找资料，我越发体会到从政这个决定是多么不成熟，28岁了，我竟然还想从头开始。

    我的同学都二十出头，扬着青春蓬勃的脸，阔步走在校园里，一开始也有人对我好奇，问我哪里毕业，何处高就。我半遮半掩地说了实话，对方果然一脸吃惊，问我为何不继续搞生物学术研究。

    像我这样彻底的改弦更张确实少见，人生路转几乎了一百八十度。陈钟岳只是想控制我，若是我提出去国外深造生物工程，他未尝不会同意。但我该怎么解释呢？我那次尚未公之于众的学术造假，虽是侥幸的不为人知，却是扎在我心头的刺，想起来时我的呼吸都痛。

    我无法原谅自己。

    皎洁、严谨的科学，被我弄脏过，深深的愧疚植根于心底，终此一生，我可能都无法再直面它。

    我逃也般的选择另一条路，政治，这几乎是慌不择路，但既然选了，就必须走下去，君子之诺重于泰山。

    我不论白天黑夜的学习，上课全神贯注，晚上在图书馆读书，三四天啃一本大部头，经济学的知识被我囫囵吞枣吃下，效果并不好。

    有一门研讨课是IR250：global　politics　of　protest　and　ge（抗争与变革中的全球政治），需要做Presentation（成果展示），我拿了全班最低分。

    的确压力山大，我过得很压抑，半点打扮的心思也没有，只穿最简单的黑色。刚从馥罗兰岛出来时，我穿长袖长裤严严遮住身上痕迹，后来就保持了这个习惯，每天穿黑外套，黑西裤，黑球鞋，黑发束在脑后。我净身高177，走在校园里像一块移动的黑色背景板，普通到无聊，不引人注意。

    17.

    即将考试的前一天，我坐在角落里，忽然有一个外国姑娘走到我旁边，她一头淡金色卷发，笑容温柔而羞涩，用中文对我说了四个字，我惊得要从座位上弹起，她居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