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麻烦在于，后来政变了。主导和牵头的，则正是陈平和周勃。这跟他们当年赞成诸吕封王一样，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却又互相矛盾，该怎么自圆其说呢？

    这就要讲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刘邦曾杀白马与群臣盟约：从今往后，封王称王者若非刘氏，天下共击之。

    这就叫“白马之盟”。

    显然，此盟如果属实，吕后就是背约。齐王刘襄起兵，周勃和陈平起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

    然而如此大事，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白马之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的都有谁？有没有盟书？如果有，存放在哪里？一概不知。

    更奇怪的是，《史记》的《高祖本纪》对白马之盟只字不提，后来齐王刘襄的“讨吕檄文”也只字不提，只有《吕太后本纪》提到此事，还首先出自王陵之口。

    王陵是当时的右丞相。他提到白马之盟，当然是为了阻止吕后封诸吕为王。后来，吕后临终前也旧话重提。她对吕产和吕禄说，高皇帝与群臣有白马之盟。如今我们吕氏封

    王，大臣不平，你们要小心！

    这么说，白马之盟，吕后是知情的。

    同样，陈平和周勃，也应该是知情的。

    所以退朝之后，王陵就指责两人：高皇帝与群臣歃血为盟，二位当时难道不在场吗？如今二位为了逢迎女主放弃原则，将来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于九泉？

    陈平和周勃却回答：今日当廷力争，我等确实不如大人。将来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大人恐不如我等。

    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我们是“曲线救国”。

    这就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陈平和周勃也不但没有历史污点，反倒比王陵更像政治家。问题是，他俩为什么会如此默契？心有灵犀吗？

    不，是因为陆贾。

    陆贾是与郦食其齐名的纵横家。天下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就是他的名言。据说，为了最终能够顺利解决诸吕擅权乱政的问题，他曾经主动去见陈平。

    陈平却不怎么搭理他。

    陆贾说：什么事让丞相如此忧心？

    陈平说：你猜。

    陆贾说：诸吕吧？

    陈平说：是。为之奈何？

    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谐心往一处想，则无往而不胜。

    陈平这才与周勃同心协力。

    故事很精彩，可惜穿帮了。陆贾为陈平出主意，可是在诸吕封王以后。吕后征求意见和王陵指责他们时，他俩的说法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

    所以，还得再编故事。

    这故事说，刘邦临终前，吕后曾经请示他：陛下百年之后，如果萧相国也不在了，请问谁可以接替？

    刘邦说：曹参。

    吕后又问：曹参之后呢？

    刘邦说：王陵。不过，王陵年轻，为人憨直，所以得让陈平协助。陈平多智，却难以独任，这就要靠周勃。周勃稳重忠厚朴实无华，安定刘氏的一定是他。

    吕后又问：他们之后呢？

    刘邦说：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

    请注意，这里的原文不是“此后亦非我所知也”，而是“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呵呵，当然不能是吕后所能知的，因为王陵、陈平、周勃之后，吕家会完蛋。

    好一个神机妙算的“临终嘱咐”！

    看来，刘邦早就料定自己死后吕氏一定会作乱，平叛的

    一定是周勃，助一臂之力的一定是陈平。至于作证白马之盟确有其事的，则一定是王陵。

    吕后也很听话。她居然在汉惠帝六年，同时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亲手为家族的覆灭和自己的败亡，安排了掘墓人。

    精彩吗？精彩。

    靠谱吗？不靠谱。

    事实上，这故事如果属实，就等于说，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了让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不可笑吗？

    很清楚，什么临终嘱咐，什么曲线救国，什么陆贾之谋，都不过是西汉官方事后编出来的弥天大谎。而且那着作权，很可能属于陈平。

    当然，也可能是集体创作。

    众口一词，司马迁也没有办法，只能照录。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把所有的破绽和漏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等待后人去发现，去破译。看不出这一点，只能怪自己笨。同样，如果因此而认为陈平和周勃失却道义，也大错特错。

    政变事出有因

    现在看，吕氏一族是很可怜的。

    血染京师以后，吕后和她的家人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遍查史书，却不知他们罪在哪里。所谓“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云云，恐怕是不实之词。至少，没见过像他们那样不成体统毫无准备的乱党。

    其实想想就知道，吕禄如果真有野心，为什么郦寄三言两语就让他晕头转向，不假思索就放弃了兵权？吕产如果图谋不轨，为什么进宫时不带一兵一卒，南军将士也不见踪影？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谋反。

    没有政治野心，就不会有思想准备、组织系统、心腹爪牙。所以事到临头，吕家竟全无主张；齐王起兵，也只能派出灌婴。结果怎么样呢？前徒倒戈。

    吕产和吕禄，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陈平和周勃发动的政变，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曹参的儿子、御史大夫平阳侯曹（读如烛）为他们通风报信，襄平侯纪通持节矫旨为周勃骗开营门，郦寄的部下刘揭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未央宫的卫尉守住殿门不让吕产入内。周勃进入北军，命令效忠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胸或右臂），效忠刘氏的左袒，结果全军皆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面未尝没有原因。

    原因在营垒的变化。

    刘邦去世前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有三股力量：刘邦吕后一股，异姓诸侯一股，功臣列侯一股。刘邦系和诸侯系，构成两大阵营，功臣系则站在刘系一边。所以，萧何会不顾他跟韩信的老交情，与吕后联手灭了韩信。

    这时，刘邦和吕后俱为一体。支持吕后，就是支持刘邦。张良和叔孙通等人力挺刘盈，功臣系无一人支持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道理就在这里。

    但惠帝以后，情况就变了。

    惠帝之前，诸侯系已不复存在；惠帝之后，刘邦系也不复存在。依然存在的，只有功臣和吕后。吕后以前姓刘，现在姓吕；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

    这股新势力，就叫外戚。

    新势力茁壮成长并不奇怪，高祖和惠帝留下了权力真空，吕家也资本雄厚。刘邦起兵沛县，吕氏举家跟随；兵败彭城，又多亏吕泽接应。吕后妹夫樊哙，更是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吕氏家族，功勋卓着。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吕后。吕后不是花瓶，而是实力派。除被俘期间外，每次刘邦出征，都是吕后帮他看守大本营。刘邦去世后，大汉帝国更靠吕后一手经营。她的威望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当家做主的资格。

    这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宗室。

    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比如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但宗室虽然姓刘，却代表地方；吕后虽然姓吕，却代表中央。功臣系该选谁？

    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

    中央集权是大方向，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但，吕后去世，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

    不能。

    这，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吕后驾崩，平衡就被打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虽非共谋，亦非偶然。

    宗室和功臣的矛头，一致指向了外戚。

    而且心照不宣，不约而同。

    与此同时，积怨也爆发了。这当然该由吕后负责。吕后对功臣是不放心的，甚至不惜兔死狗烹。史家说汉初“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应该说基本属实。她先杀赵王如意，再杀淮阳王刘友，三杀梁王刘恢，更是事实。

    功臣也得罪了，宗室也得罪了，岂非自绝于天下？

    诸吕的寡助不在失道，而在失人。

    同样，齐王刘襄算盘落空，也不完全因为琅琊王刘泽的反对，更因为陈平和周勃他们，绝不再想要一个强势的皇帝。当然，太弱也不好。最好是能与群臣和谐相处，实现此刻的平稳过渡，将来的君臣共治。

    何况高祖所封十王，已死者六，失国者五，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不是高祖子孙，淮南王刘长又年纪太小。

    父死子继，国赖长君，刘恒成为不二人选。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在刘邦那里不受待见，靠着闺蜜帮忙才被临幸一次，而且那次临幸还出于刘邦的怜悯。不过刘恒母子却因祸得福。他们被吕后放过，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

    哈，吕后只知道防小三，没想到还要防小四。

    大臣们也没想到，不起眼的小四并不简单。刘恒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死后谥为文，号太宗。

    太宗是仅次于太祖或高祖的庙号，超过文的谥号也不多。事实上秦汉两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四大天王”：始皇帝嬴政，高皇帝刘邦，文皇帝刘恒，武皇帝刘彻。

    汉文帝，为什么会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原因很多。但最为后世称赞的，是仁。比方说，生活俭朴，让利于民，宽以待人，等等。他在元年十二月，就废除了株连九族的连坐法。二年五月，废诽谤妖言罪。十三年五月，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rou刑。

    所以，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仁。

    其实，汉文帝的仁被夸大了。比如功臣周勃，就被他制造冤假错案关进监狱，只不过后来又放了出来。但比起刘邦和吕后之对待彭越，确实要算仁。

    对待宗室也如此。

    被吕后割走的城阳、济南、琅琊三郡，刘恒都还给了齐王刘襄。失去地盘的琅琊王刘泽，则改封燕王。刘友被吕后害死，便封他的儿子为赵王。

    这可真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文帝就将城阳郡封给了刘章，济北郡封给了刘兴居。刘襄的儿子刘则去世后，更将齐国分成齐、济北、济南、川、胶西、胶东、城阳七个王国，统统封给了老齐王刘肥的儿子。

    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一块给刘友长子为赵王，小的一块给刘友的少子为河间王。淮南国则在刘长死后一分为三，变成淮南、衡山和庐江三个王国。

    就这样，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摆平了宗室和功臣两大派系。此后随着陈平、周勃等人的相继去世，功臣系也不复存在。吕后时代的三股力量（外戚、功臣和宗室）先后退潮，汉帝国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文帝，岂能不谓之文？

    汉文帝的温柔一刀，据说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贾谊认为，当时帝国的主要危险，是外有匈奴，内有诸侯。这些诸侯虽然都是同姓，却不等于不会谋反。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将大王国分裂成中王国，中王国分裂成小王国。国小力弱，就成不了气候。

    26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只要持之以恒，宗室的危险就会最终消除。后来的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

    可惜这一方针，最后却被破坏。

    于是，灾祸再起萧墙。

    七国之乱

    破坏文帝方针的，叫晁错。

    晁错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文帝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视晁错为智囊，言听计从。晁错也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

    他出的主意，是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