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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司度支判官, 其中的“三司”是户部、盐铁以及度支三个分管国家财政民政以及赋税的部门，度支判官，也就是度支使的副手。 他想在离开之前劝一劝宋玉延, 若想为天下苍生做实事，那就不应该拒绝朝廷的封赏。 宋玉延感觉压力山大, 周围的人对她的期盼都太高了, 不是劝她考科举走入仕，然后为天下苍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便是希望她考虑为官的好处, 从而别想辞职的事情了。 宋玉延道：“我即使不入仕, 依旧有许多办法能为百姓谋福利。造福天下苍生有许多途径和办法，所有的职业、行当也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若只拘泥于一条路，便容易误入歧途。” 她见太多那种一开始一心为民, 最终为了达到“为民”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最终落网的官员的例子了。 便说那唐朝的宰相李绅，写下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著名诗句的人，最终也是在权力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做出了为官不仁、草菅人命、视百姓为贱民的事情来。 宋玉延很是感激范知州的举荐之恩，但是她也仅止步于此了。范知州听了后，觉得她这是在用李绅的例子告诉自己要保持本心。他并没有因此而恼羞成怒，反而觉得宋玉延待他真诚，否则也不会跟他说这些话。 很快，新的知州便调来了，范知州跟他交接完工作之后，便赴京述职了。 那新来的知州叫苏耆，是个标准的官二代，他爹叫苏易简，他六岁便受父荫被授宣节校尉，后来又改奉礼郎等。 虽然后来他爹病逝了，可他还有位岳父很有名，便是当朝宰相王旦， 虽然王旦是一位正直的人，但是在苏耆二十岁举进士不中之后的第二年，官家还是看在了王旦的面子上给他赐了进士及第。 如今才二十七岁的他，便已经当上了明州的知州，相较于刘绰、范讽两位知州来说，他的官路已经算是亨通的了。 新知州到了明州后第一件事便是先去了宋氏找族长。族长还有些迷茫，难道他是来走访的？可是走访不应该先到乡里走一趟吗？ 虽然迷茫，可还是接待了他，而见了他才知道他是为了宋氏的竹纸而来的。 这事其实跟宋玉延也有些关系，因为宋玉延当时为了掩盖自己的造纸技艺的来历，便说她是看了苏公的《纸谱》才学来的。而她说的“苏公”，其实就是苏耆的爹苏易简。 随着宋氏竹纸远销汴京，在京城当了多年知县的苏耆也有所耳闻，后来更是听说是自己爹留下的遗作给了旁人如此机会，他就更是替自己的爹感到骄傲。 故而来到了明州，他自然第一件事就是到宋氏，看看他们是如何靠着自己的爹造出这么好的竹纸来的。 宋氏族长听说了他的来历，切身地体会到了他的不着调。 在宋玉延提及《纸谱》之后，他也去找了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来看，上面虽然有个别造纸工艺说了大致的步骤，可是却没有竹纸的造纸过程。故而宋玉延说是从纸谱上学来的，他认为只能是她受到了启发，真正学会造纸，还是从别的地方学来的，然后再自己加以改进的。 也就是说，这并非《纸谱》的功劳，而是宋玉延自己的才能。 苏耆若是认真研读过其父的著作，那便不会产生这种认知。 苏耆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只是想跟人探讨一下他爹留下的著作罢了。故而族长便将宋玉延给喊了回来，让她来招待苏耆。 好在宋玉延当初为了让自己的造纸技艺有一个来历，也是下足了功课的，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她研读了许多回，都能背出来了。 俩人就文房四谱而展开讨论，宋玉延甚至还亲自示范如何制作毛笔，苏耆看了后惊叹不已。他虽然读书也不太行，可是他对作画却颇为在行，他尤其擅长山水画，在这一点上，他跟宋玉延又有了更多的话题。 要不是宋玉延还有诸多的正事要干，他怕是也意识不到自己来明州是要干实事的。 他怀着一颗看山水的心情到四处走访，发现明州比他想象中要繁荣得多了。他一直以为江南数扬州、杭州最为富庶，等到了明州他才发现，自从海塘修筑起来后，这儿的农田变多。 因土地盐碱化得到了改善，加上占城稻的适应性，百姓种的粮食产量也在提高，还有棉花的热销使得百姓在冬天都能不依靠木炭而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了。 苏耆有些牙疼，他发现他的前两任知州，要么靠占城稻获得政绩，要么靠修海塘获得朝廷的夸奖。而他也找不到能够快速混政绩的方式了，就只能在这些基础上，让这一切都发展得更好。 于是他上书给朝廷，在前人已经提及的棉花的好处上，再次阐述棉花的好。朝廷最终决定允许明州的百姓以棉花来抵一部分税，并以此鼓励百姓种棉花。 本朝的税收方式也以“二税”为主，便是夏季六月收的夏税，以及十一月收的秋税。 夏税一般收钱，秋税一般收米。在夏税进行收税的时候，绢、布、麦、茶等都能成为抵税的物品。比如说，茶的市价是一斤十文，那农户要交百文钱的税，便能用十斤茶来抵。 但是遇到会剥削百姓的官员，他们往往会压低价格，收更多的赋税，从而制造出一种本地的税收多，说明人民富裕、生活安康和乐的假象，这也都是追求政绩的后果。